沙巴山打根镇的空中全景。 （IC photo/图）
(资料图)
知道世界上有“山打根”这个地方，是在似已遥远的1978年秋天。
那年夏天，个人命运倏然转折，通过刚刚恢复的高考，离开皖南农村回到久违的上海。而1974年11月在日本首映的电影《望乡》，1977年由上海电影译制厂翻译配音，隔年秋天在中国上映。可以想象，这部电影是怎样震撼了从“文革”年代脱离不久的我们。忘了是和谁一起看了《望乡》，只知道我们的父母辈和我们这一代，身边几乎所有人都看过《望乡》，记住了“山打根八号娼馆”，明治初期开始九州天草地区贫困少女异乡卖身的悲惨，记住了影片末尾的山坡上，密密麻麻的妓女墓碑隔着海水背朝日本家乡方向。透不过气来的氛围里，“山打根”这个地名深深楔进脑海，一生再无法抹去。
山打根究竟在哪里？那时对婆罗洲、东马、沙巴，当然全无概念，这地名只朦胧地浮悬在“南洋”某处海边，而“南洋”又在何方呢，没人哪怕去查一下地图。十年，失去的无法计算，要补回的太多太多，没人探究婆罗洲何在，虽然依稀知道，比起欧美西方，南洋应该地理上更靠近我们。然而，只要一提起《望乡》，提起洋溢知性美的女主角栗原小卷，不管何时何地，每个人都会条件反射地脱口而出：“山打根八号”。有时，这是不约而同喊出来的。
《望乡》这部电影当时在中国大陆的“热度”，甚至可以在巴金的《随想录》中看到。巴金倾尽人生经验写下的《随想录》，头两篇竟然都在谈论《望乡》。
写于1978年12月1日的《谈〈望乡〉》，开头就说：“最近在我国首都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上演日本影片《望乡》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，有人公开反对，有人说‘映了这样的影片，社会上流氓不是更多了？’有人甚至说这是一部‘黄色电影’，非禁不可。总之，压力不小。不过支持这部影片放映的人也不少，报刊的评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，因此《望乡》在今天还能继续放映，当然不会是无条件的放映，是进行了手术以后的放映。”
喜欢这部电影的巴金为之流泪，但不愿多看，“我看一次这部影片，就好像受到谴责，仿佛有人在质问我：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来改变那个、那些受苦的人的命运？”
1979年 1月2日巴金又写《再谈〈望乡〉》，记叙与戏剧家好友曹禺如何讨论《望乡》。他对剧组在南洋拍摄时不惜吃苦，对田中娟代为把阿崎婆演得逼真，用麻绳捆绑自己的手，栗原小卷扮演的女学者三谷圭子“深入生活”打动对方，最终爱上这位苦难老人，都由衷赞叹，“看完《望乡》以后，我一直不能忘记它，同别人谈起来，我总是说：多好的影片，多好的人！”
《望乡》的上映和在中国激起的反响，可说是个文化事件，它的影响和启示是多方面的，巴金先生两篇文章，折射出当时社会热议的焦点和这位大作家的诚挚，留下时代刻痕。
电影《望乡》是根据日本女作家、女性史研究者山崎朋子1970年代初问世的纪实文学改编。如果你看过《山打根八号娼馆》和续篇《山打根的墓》，一定会对她在整个天草群岛都视为耻辱和禁忌，艰辛到难以想象的“南洋姐”田野调查钦佩不已。这几天夜里重读这两本书，感叹着巴金的感叹，心里不断说：太了不起了。也发现1997年4月，山崎朋子为其著作中文版写的前言里，讲述了这样一件事：
写这篇前言的十几年前，山崎朋子曾在上海采访，想以1932年“一二八事变”，也即日军登陆上海的事件为题材写报告文学。 在日军曾犯下暴行的纺织厂里她见到了当年的女工，询问日军入侵时的情形。已垂垂老矣的女工们得知来访者是日本人，都不太愿意配合，她们面无表情，只出于礼貌谈了些当时感受。戏剧性的情景发生了， “有一天当我的女翻译向那些女工们介绍说‘这位就是电影《望乡》的原作者’时，满座皆惊”，山崎朋子的采访，由此变得一帆风顺。
世界第三大岛婆罗洲岛上的山打根，1963年后属于东马沙巴州的山打根，和新加坡之间的飞航距离约1650公里，转机亚庇（哥打京那巴鲁）前往，总共也就不到三小时航程，可1月上旬和一帮朋友结伴踏足沙巴东海岸这港口小城，距当年从《望乡》里听到“山打根”这个地名，已有44年之久，离自己在南洋生活，竟也超过30年了。
那天，京那巴鲁山——盘踞沙巴北部的“神山”云遮雾罩如秘境，离开我们住了两夜的亚庇，亚航班机半小时后降落山打根。
雨季里的晴日，空气还是有点黏稠。终于来了，《望乡》里“不望乡”的山打根，虽然这是一趟迟到了太久的旅程。
上山
艳阳高照，到山打根的第二天我们就直奔市区背后的红山顶而去。
车子停在一个宽阔的平台上，眼前高耸着“一九四五年五月廿七殉难华侨纪念碑”，是山打根中华商会为被日军杀害的抗日侨领而建。纪念碑后有百年历史的华人大墓园，沿着南邑坟场边缘走过，忽有同伴指向前方，山坡上，一个木制门楼赫然在目：“日本人墓地”。
门楼右侧，仅两脚宽的窄道布满残枝落叶。来过此地的队长预警，山上蚊子极多，他曾被成团涌动的黑蚊咬得满身包。因而大家都穿着长袖衣裤，女人们还用披巾裹严了头。
攀上一道石梯后，是平缓的台阶路，右有绿色护栏，左边出现一片草坡，稀稀疏疏高低不一的墓碑，灰白或深褐。看得出墓地有人打理，但不见高大墓碑也无花树环绕，大部分坡地空置着，杂草间露出泥土，很是萧瑟。
坡地不大，很快来到最高处，透过树丛，望得及海湾一角停泊的船。得知面前就是电影《望乡》里的山打根“南洋姐”墓地，大家都有点发懵。《望乡》末尾一幕的印象太深刻强烈了：背向故乡的妓女墓地，层层叠叠密密麻麻，震撼人心。眼前景象落差太大，有人讷讷：这墓地是不是由别处搬迁而来？
由高处往下看墓石。上边较为整齐的一排有两座“信女”墓，第一块长碑两面刻有“法名释最信胜女”“俗名木下邦”，另一个是两女合葬墓。狮城历史研究者林志强曾撰文说，在日本“信女”是死后由僧侣所赐的戒名，“南洋姐”在海外去世后往往也以“信女”名义下葬，但“信女”和妓女不能混为一谈。当然，此处的“信女”也有可能是妓女。双女墓隔壁，有全场最庄重的一尊两米高白石墓碑，朝向海湾那面刻着“无缘法界之灵”，另一面落款“熊本县天草郡二江村 木下邦建之”，侧边有“明治四十一年七月”字样。木下邦，是这坟场里最有故事的人物？
整个墓地总共二十余个墓碑，墓主大多为日本男子。不时可见残破发黑的石块露出地面，是荒弃的甬道还是颓败的残墓？山腰闷热，没有风吹来少女的呢喃，“南洋姐”们，究竟在哪片土下栖身？
那天有好几个行程，最后要去的是也与“南洋姐”有关的“山打根八号”旧址，可天公阻拦，车过市区三马路时大雨如注。回到住宿的森森水上人家“Sea Garden”，晚餐后大家一致同意，挂起屏幕重温《望乡》。真是正确选择，在最对头的时间地点看了最该看的电影。
白天造访的日本人墓地，车窗外闪过的八号旧址……我们认出了在山打根实地拍摄的镜头。山坡、墓碑，墓地真实无疑，首个谜底揭开：《望乡》结尾墓碑密集层叠，是因拍摄时在石碑间的空地插满了墓标，学名“卒塔婆”的细长木牌。
夜读山崎朋子《山打根的墓》，相逢恨晚。原来1973年，已出版《山打根八号娼馆》的山崎朋子到山打根扫墓，曾像我们一样疑惑。
她到来之前，墓园已湮没热带丛林几十年，只留下传说。当地人都以为，随着毁于战火的山打根市区在战后重建，日本人墓地早已不存。《山打根八号娼馆》问世后，两位热心书迷，也是山打根日本侨民开始锲而不舍寻找，终于从密林中将它重新发掘清理出来。
“读过《山打根八号娼馆》的读者已经知道木下邦的事情了。她在魔鬼一样的妓院老板中算是唯一有人情味，被苦命妓女视为亲妈一样的人物。当时日本人到东南亚游历所写的游记没有一本不提到她。我写的海外日本妓女典型——衰老的阿崎婆就在木下邦的妓院送走了漫长岁月，与阿邦仿佛母女一般……”
原来木下邦就是《望乡》里八号妓馆老板“阿菊妈”的原型，妓女出身的她生前已决定长眠山打根，从日本运来石材，在能看见海的山丘上为自己造了墓地，还把周围土地用作日本妓女之墓。“无缘法界之灵”，就是这位有“山打根的女老板”称号的奇女子，为客死异乡身世不明的女人们建的供养塔。 墓地曾种了很多竹子，十分漂亮，也成了山打根日本人公墓。因“南洋姐”没有亲人上坟，“每年阴历七月十五盂兰盆节，她总是叫来和尚在墓地点燃几十只灯笼祭祀她们的亡灵。 ”
前人记载日本人墓地埋着一百多个死于非命的妓女，因而山崎当年也为眼前的空寂感到意外，但随后她在疯长的萱草和羊齿类植物下，发现了长约一米半的椭圆形土丘，周围同样的土丘很多很多，“这似有似无隆起的小土堆，不加注意谁也不会理会它，正是我们寻找的妓女们的墓啊！过去它们可能是一个高高馒头状的坟，墓前立有白木墓标。经过半个世纪的岁月，木标腐朽了，土堆也风化了……”
离山崎踏访墓园又五十年过去，土堆已杳无踪影。但百多个“南洋姐”，分明就躺在荒草热土之下。
那夜水上人家，电影放完大家由衷鼓掌，灯光复明的瞬间海上忽然暴雨滂沱。写《风下之乡》的艾格尼丝•凯斯说，山打根一天会下十七场雨，这是今天的第几场雨呢？
“八号”在哪里
《望乡》让“山打根八号”在中国1970年代末名闻遐迩。
不过，电影和原著其实有不小的差别，其一是，作为日本女性史研究者的山崎朋子在非虚构的《山打根八号娼馆》里，旁征博引了许多资料。比如关于山打根的日本妓院，就附录了三穗三郎《日本人的新发展地北婆罗洲》的记述：“晚餐后在街市漫步，观其夜景，特别观察了花柳街。规模相当大，日本妓院七八所，华人妓院十四五所，都在同一条街上，对面相望……”
如此繁盛的是哪条街？和阿崎婆对山崎描述的是同一条吗？阿崎本名山川崎，10岁被卖到山打根，13岁开始接客。应是1910、1920年代，她说街上有九家日本妓院，都没起旅馆式的名字，而以数字代替，叫一号馆、二号馆、三号馆、四号馆……她头几年待的是由中太郎造经营的三号馆，老板病殁后投奔侠义的木下邦，进了八号馆。
“八号”真实存在过，当然原址已荡然无存，二战中盟军轰炸摧毁了山打根多数城镇，日军又大肆焚毁剩余建筑作为报复，黑白旧照上，被夷为平地的山打根市区死寂悲凉。
那天上午天色微阴，在“渔船街”吃过山打根驰名的皮蛋饺后，我们驱车前往华人俗称三马路的第三街（有个说法是战后重建的第三街原先是第四街），站在了电影里栗原小卷凝视过的楼房前。
一排楼房中的客属公会白色建筑，南国阳光反射在三、四楼阳台镂空的环形雕饰上，底层最左边挂着有点褪色的白底红字“婆罗洲药房”布幔……除了改换过的店招分外醒目，一切仿佛电影画面重现。得知眼前的“婆罗洲西药房”就是八号娼馆旧址，大家手机相机一阵狂拍，心里大约都无比感慨。我对同行友人说，如果在药房前安置一枚铭牌，会吸引很多中国和日本游客吧。
然而，原本的确信在阅读《山打根的墓》后动摇，山崎在书里叙述了寻找娼馆原址经过，对八号馆昔日所在，有很肯定的另个答案。
《山打根八号娼馆》出版隔年（1973年）山崎朋子到访山打根，日本侨民已在密林中重新发掘出“南洋姐”墓地，可八号娼馆在哪里？山崎念头强烈，要在八号馆旧址前站一会儿，缅怀阿崎们的不幸青春。
她来到第三街，只见一列列四层楼房，进了街面的几家商店询问，“都是二战后移居来的新住户，我终于没能问到八号馆所在。”
找不到八号旧址，山崎坐小船去了山打根湾附近的丹戎阿尔岛，想看看安谷喜代治的椰子园旧地。 安谷是阿崎密友富美的情人，曾在岛上经营几百英亩的椰子园。探访日人墓地时山崎意外发现，阿崎婆说过的安谷就葬在木下邦墓近旁。
真是奇遇，上岛后山崎在村口第一户人家见到的老人帕满，就是1927到1941年安谷椰子园的监工，不仅对安谷和椰子园如数家珍，更让山崎吃惊的是老人认识木下邦，也知道八号馆的确切地址。原来1922、1923年左右，帕满夫妇在安谷常去的花柳街经营咖啡店，店址就在八号馆附近，当时客人到了八号馆说想吃马来饭，木下邦就带他们到帕满店里，妓女们也常来喝咖啡。木下邦疼爱帕满两个孩子，“孩子们每天都到八号馆玩”。
帕满给山崎画了八号馆位置草图，山崎再次走访第三街，先找到客属公会大楼，“临街的一层并排有四个商店：电器商店、服装店、书店、酒店”，最关键的是：“帕满画的略图告诉我们，从客家会馆向左边数第四家就是药房，这药房所在地就是八号馆的旧址……”
50年前山崎见到的药房不在客家会馆大楼底层，而是会馆往左第四家，我们被电影误导了？可又怎能怪电影呢，改编自山崎两本原著的《望乡》是故事片而非纪录片，当然可以移花接木。有意思的是，如今的药房恰在会馆底层，和电影画面契合。它是电影问世之后搬迁到现址的吗？
山崎记下了帕满的回忆：红屋顶，奶油色墙壁，二层楼房，绿色窗框，八号馆大门朝着大路，径直上楼可到二楼妓女卧房。“但我眼前的现代药房，无论如何让我想象不到这里曾是妓院所在地。 ”
百年前花街流淌的无数故事都埋在了废墟下。不知为何我不止一次想起《山打根八号娼馆》里，阿崎婆回忆10岁那年：“我们离开天草的时候是盛夏，到山打根的时候已经是年底了。虽说是年底，南洋的冬天比天草的夏天还热，树叶青青的，到处开着花。我想南洋的十二月一点也不冷，根本不察觉是冬天，南洋真是个奇怪的地方。”
花街遗事
作家、学者的书写，让平淡街景显影历史沧桑。如今走过人头攒动的新加坡白沙浮商业城，那几枚路牌，总引人追想百多年前此地风貌。
1973年山打根的炎热里，山崎朋子祭拜了“南洋姐”墓地，找到了八号娼馆旧址，没多停留就奔赴新加坡，研究日本底层女性史的她知道，曾经风俗业最发达之地是新加坡，新加坡是“南洋姐”的最大市场。
她见到了朋友的熟人，五六十岁的小旅行社老板太田良一，本以为日本人花街仅剩一处栏杆，不料被告知原址安在，且昔日日本妓院集中的马来街、海南街和马拉巴街，路名丝毫未改。
“街道两旁连续排列着三层楼建筑物，一层临街地方大多是商店”，挂着汉字招牌：“大华洋行”“远大恤衫”“玲珑电发”……二楼三楼是华人住的出租房，临街那面才有窗，洗好的衣服全挂在从窗内直角伸出的竹竿上。都是六七十年前的建筑，为掩盖墙壁剥落露出的砖头，“每户人家都以不同颜色把墙壁和百叶窗涂抹得花花绿绿……”
没有华人搭线，未能进入曾是妓院的房间，“在这条破烂但又奇妙地充满活力的街上走来走去”，山崎感叹：“现在住在这里的年轻新加坡人自然不会知道，五十年前这里的每间屋里都住着从远方渡海而来的悲惨日本少女……”
资料记载明治（1868-1912）初年开始日本就向海外输送“唐行小姐”。1877年马来街有两家日本娼馆14名妓女，1887年这一带日妓上百，1902年娼寮增至83家，“南洋姐”610名，1904年妓院达110所，“南洋姐”902人。为何日本花街集中于马来街、海南街和马拉巴街？早期这里是郊外，妓馆设在不显眼又近海港的地方，原因不言而喻。这片飞地在大正（1912-1926）中期被取缔。山崎眼中它是“名字优美的地狱”。
距山崎到来又50年过去，读《新加坡花街旧址》等采访札记，真实个案仍牵动人心。十七八岁被诱骗，装进木箱登陆新加坡的平田雪女，为脱离苦海竭尽全力，学会英语和马来语，用积蓄资助由军营逃出流落星岛的年轻牙医山口，40岁时两人结婚经营两家诊所，雪女似乎演绎着灰姑娘的故事。几年后她被抛弃，自卑感让她眼看山口娶了来自东京牙科医专的小姐，精神失常服毒自尽，跌宕一生宛若电影。
另个女子像是个人奋斗失败的雪女的对比。花街存在的同时居新日本人中也一直有废娼呼声。大正二年（1913），厌恶卖春业的藤井领事通过本地政府驱逐了寄生“南洋姐”的72个日本“嫔夫”（人贩子），基督教的梅森豪勇牧师也挺身而出：“……太阳落山后，娼馆门前点起灯火，来往的人便多了起来……梅森夫妇往往就在这时站在路边拍着手鼓，大声唱起赞美歌来。然后，当嫖客和聚集在娼馆门前拉客的“南洋姐”们好奇地围拢过来，梅森牧师便一手拿着圣书，一边循循善诱宣传起无论卖春还是买春都是人所不应为的道理。 ”
娼馆主及手下以暴力恫吓，牧师夫妇被打得鲜血淋漓仍不放弃的身影，召唤了花街中央“柳好亭”里美丽惊人，原名小川芙美的艺妓阿娇逃入教堂求助，在许多人帮助下她彻底脱离花街，辗转回到日本成了传教士，最终却躲避众人视线栖身大阪釜崎贫民区，晚景依然凄凉。
“南洋姐”人生结局各异，每个都是底层女性史的切片。和因热病、性病或虐待早亡的“南洋姐”相比算“幸运”，阿崎一度住进山打根北婆海关一个英国人的洋房，成了拿薪水的“临时夫人”。回乡不受待见，又去满洲嫁人生子，余生就如电影《望乡》描述。其好友富美，归国随儿子一家度日，梅毒发作死去；小姐妹阿霜在山打根嫁土著为妾，返乡后贫困无助上吊。也有极少数“南洋姐”做了欧人高管之妻，或由卖身熬成妓院老板。
真是佩服山崎的执著。在吉隆坡附近她找到三名老“南洋姐”，都避谈往事，直到第四位，90岁的野中鹤子敞开了心扉：17岁遭拐卖为娼，一年多后被爱上她的马来商人娶了，大半人生安稳。在马来人中生活70年已淡忘日语的鹤子，对不速之客的山崎依依难舍。凭一句传言，山崎还追踪到加影小镇养老院，裹着纱丽的86岁老“南洋姐”川本春向她述说另番往昔：20岁从九州天草被骗到新加坡再转至吉隆坡，曾嫁给印度裁缝，也为马来人家做过帮佣……
这是不曾想过的：一些没有归乡，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自己的故国背过身的日本妓女，流落在南洋的寻常里默默老去，其子孙后代可能就在我们身边。接待山崎的太田其实是华日混血，生于新加坡日本花街旁的华人区，跟随来自长崎丸山，应该都曾为“南洋姐”的外祖母及母亲长大，偶尔见面的生父是有家室的华侨商人。
日本输出妓女的几度兴废和本国的政治、经济密切相关。从“娘子军”到“国耻”，是这个群体的共同命运。最近的感悟是：“南洋姐”虽已遥远，但如山崎所说，看来平凡的东南亚人日常生活里，仍留有她们的痕踪。
余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