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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白的诗歌如果仅看其单篇，会觉得异常精美，几乎找不出冗笔败笔与潦草粗率之笔；但仔细通读李白全集，读者就会惊讶地发现其中存在着不少的自我重复和自相矛盾之处。这种自我重复主要体现在诗歌语言和艺术技巧的维度，古人早有提及，如王世贞说“百首以后，青莲较易厌”（《艺苑巵言》），就有这个意思在内。这种自相矛盾主要体现在思想倾向与情感状态的维度，历来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。仔细分析，李白诗歌中的自相矛盾突出表现在当前书写与事后追忆、一时激愤与长久追求、实际创作与理论表述这样三个层面。
文学作品天生就具备修辞性，“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”（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），言辞的展现往往既是对事实的某种揭示也是某种遮蔽。诗人一旦开始书写，就处于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建构过程中，所建构的不仅是文本，也是自己所希冀的表述结果。在这里，个人记忆可能会出现选择性的遗忘和重构，历史事实会被加以有意无意的修正，留下的是诗人最满意的一种叙述方式，在李白的诗歌中就存在类似情况。
李白一生主要有两次涉入政治，前一次是进入玄宗朝廷，后一次是参加永王李璘的军队。玄宗更多的是将李白视为文学侍从之臣，李白在长安的经历也并非很愉快，这点他在诗中曾反复表达过：“青蝇易相点，白雪难同调。本是疏散人，屡贻褊促诮。”（《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》）“谗惑英主心，恩疏佞臣计。彷徨庭阙下，叹息光阴逝。未作仲宣诗，先流贾生涕。”（《答高山人兼呈权、顾二侯》）离开长安时，李白恋恋不舍，并将自己比作鹦鹉，其《初出金门寻王侍御不遇咏壁上鹦鹉》一诗云：“落羽辞金殿，孤鸣咤绣衣。能言终见弃，还向陇西飞。”颇有几分辛酸的意味。但后来他追忆中的长安生活却无比美好：“汉家天子驰驷马，赤军蜀道迎相如。天门九重谒圣人，龙颜一解四海春。彤庭左右呼万岁，拜贺明主收沉沦。翰林秉笔回英眄，麟阁峥嵘谁可见？承恩初入银台门，著书独在金銮殿。龙驹雕镫白玉鞍，象床绮食黄金盘。当时笑我微贱者，却来请谒为交欢。”（《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》其一）“昔在长安醉花柳，五侯七贵同杯酒。气岸遥凌豪士前，风流肯落他人后。夫子红颜我少年，章台走马著金鞭。文章献纳麒麟殿，歌舞淹留玳瑁筵。”（《流夜郎赠辛判官》）从这些诗作可以看出，李白的长安经历与长安记忆之间，本身就存在着反差。或者说他是根据诗歌表达的需要，对自己的记忆进行了有意取舍。
参加永王李璘幕府恐怕是李白一生最为后人非议之处，但当时的李白却极为快意，试看他的《永王东巡歌》：“三川北虏乱如麻，四海南奔似永嘉。但用东山谢安石，为君谈笑净胡沙。”“试借君王玉马鞭，指挥戎虏坐琼筵。南风一扫胡尘静，西入长安到日边。”苏轼《念奴娇》中写到周瑜“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”，恐怕也不过如此。而李璘兵败后，李白获罪流放夜郎，最终途中遇赦，这时他又说自己是因为受到胁迫而极不情愿地参加了永王军队：“遇永王东巡，胁行，中道奔走，却至彭泽。”（《为宋中丞自荐表》）“半夜水军来，浔阳满旌旃。空名适自误，迫胁上楼船。徒赐五百金，弃之若浮烟。”（《流夜郎忆旧书怀赠韦良宰》）两相对照，前后所言简直像是出于二人之口。其实对于李白而言，当时追随李璘出征意气风发是真，事后悔过遮掩以为情非自愿也是真，只不过是时移世易，个人心态发生改变而已。后人出于对李白的同情和敬仰，也愿意接受他的自我辩解，例如苏轼《李太白碑阴记》中就说“太白之从永王璘当由迫胁”，其实未必符合历史原貌。
事后的追忆可能被重新建构，情感叙写有时也仅代表特定时刻的状态。李白诗中所展现的，某些情况下只是心灵一时之个相，而非长久之共相。李白曾在诗中写道：“功名富贵若长在，汉水亦应西北流”（《江上吟》），“钟鼓馔玉不足贵，但愿长醉不复醒”（《将进酒》），似乎对功名富贵极为蔑视。这和杜甫《醉时歌》中的“儒术于我何有哉，孔丘盗跖俱尘埃”一样，都属于一时的愤激之辞，并不代表他一贯的思想倾向。事实上李白追求功名的愿望异常执着而强烈，热切向往之情时时跃然纸上：“富贵吾自取，建功及春荣”（《邺中赠王大》），“功业莫从就，岁光屡奔迫”（《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》），“富贵日成疏，愿言杳无缘”（《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》）。在《赠张相镐二首》中，他深为自己功业难就而悲哀：“一生欲报主，百代期荣亲。其事竟不就，哀哉难重陈。”赵翼就说李白是“功名之念，至老不衰”（《瓯北诗话》卷一），如果只是仅凭几句诗就判定他视功名如过眼云烟，认为他甘作超然世外的高士，那真是错认李白了。
李白对于诗歌的理论表述与实际做法之间也存在着相互矛盾之处，试看《古风五十九首》其一的中间部分：“正声何微茫，哀怨起骚人。扬马激颓波，开流荡无垠。废兴虽万变，宪章亦已沦。自从建安来，绮丽不足珍。圣代复元古，垂衣贵清真。”这是一首气象苍茫的五古，也是一首极富气势、颇具己见的论诗诗。此诗的主旨正如《唐宋诗醇》所说：“指归大雅，志在删述。上溯风骚，俯观六代。以绮丽为贱，清真为贵。论诗之义，昭然明矣。”然而该诗虽好，其中表达的文学主张却与李白的创作实际严重不符。六朝文风对李白影响极大。李白早年曾经“三拟《文选》，不如意，悉焚之”（《酉阳杂俎》前集卷十二），今李白集中所存《拟恨赋》，应该就是他“三拟《文选》”后的留存。换个场合，李白自己也在诗中说“解道澄江净如练，令人长忆谢玄晖”（《金陵城西楼月下吟》），“我吟谢朓诗上语，朔风飒飒吹飞雨”（《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》），对六朝诗人谢朓推崇至极。杜甫是李白的知己，他屡屡以六朝诗人来比李白：“李侯有佳句，往往似阴铿”（《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》），“清新庾开府，俊逸鲍参军”（《春日忆李白》），这是对李白的高度赞美，也道出了李白创作的实际。宋代朱熹都认为“李太白始终学《选》诗”（《朱子语类》）。正是因为如此，严久能就评价“自从建安来，绮丽不足珍”这两句诗说：“太白、昌黎诗亦自六朝出，此云云者英雄欺人语耳。”（周中孚《郑堂札记》引）所论也不无道理，只是未必要将李白这种说法看作是英雄欺人。至于有的研究者强作解人，认为李白这里言行并无冲突之处，也同样大可不必。
在以往的研究中，“学者往往将力量用之于为古人的理论观念搭建系统的思想体系，很少有人关注其思想的矛盾、裂痕与零碎，并还原其真实的历史面貌”（左东岭《中国古代文学思想阐释中的历史意识》）。究其根本，李白这类诗人情感充沛、感受敏锐、富于艺术才华，但思想则可能复杂多变并充满矛盾，零散而未必系统，不能将他们看成是具备严密思想体系的哲学家，甚至是逻辑周密、论断严谨的科学家。李白诗歌中的自相矛盾，反映的是诗人心灵不同侧面和不同阶段的差异，其中难免存在相互冲突之处。但因思想情感矛盾而产生的动力和张力，恰恰是李白诗歌创作的重要源泉。李白诗歌创作的过程，往往就是展现、印证、消解心灵矛盾的过程。李白身上存在的矛盾之处，诸如出世与入世、高贵与平庸、求仙与入仕、贬抑古人与尊崇古人等，让他成为一个鲜活丰满、生机勃勃、激情迸发的诗人形象，读者虽有目迷五色的疑惑，但更觉得他充满神奇魅力。在众多的“诗仙”之谜中，自相矛盾也算是其中的一个吧！
了解李白诗歌中自相矛盾的这种情况，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也有所启迪。诗人创造了诗，后世读者也习惯于从诗歌本身出发去诠释诗人，将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等同于诗人本人，将诗歌文本看作诗人的真实传记，这是文学接受中的普遍现象，但这种做法从逻辑起点上就蕴含着一定风险。因为读者所依据的主要是诗人的自供，而缺省或忽略了其他的证词。试想一下，如果诗人的自我陈述本身就自相矛盾的话，又如何能做到完全令人信服？从史源学的角度来讲，诗人自述是研究诗人最宝贵的第一手材料，但诗中的真，有时是一种情感的真而未必是事实的真。对于诗人来讲，更不可能笔下的每句诗都是历史实录。洪迈《容斋随笔》中就感慨道：“诗人之言，渠可信哉！”元好问《论诗绝句三十首》中也说：“心画心声总失真，文章宁复见为人。”他们所说的或许有些偏颇，但对诗人自述保持适度警醒仍是研究者应有的态度。
（作者：张巍，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）